宋代印璽，係趙宋王朝（公元960-1279年）官署行政與私人應用之印章總稱。經五代十国之紛亂後，宋代印製逐步規範化，既延續唐代印製根基，又因時制宜衍生諸多新特質，成為中國印史中制度成熟與文化繁興的重要階段。
官印作為政權運行的重要憑證，其制度規範性尤為突出。形制上，宋官印與唐印大體相類，然背面多鐫刻製作年款及鑄造機構，此一特徵為後世斷代研究提供了明確依據。印文發展最為顯著者，乃九叠文的漸趨成熟——北宋時期印文已多見疊篆風格，至南宋則完全形成規範化的九叠文體系，筆畫重疊盤繞，既強化了官印的莊嚴性，亦增強了防偽功能。
官印稱謂有嚴格等級區分，《宋史·輿服志》載：「監司、州縣長官曰印，僚屬曰記。」清晰界定了不同級別官署用印的稱謂規制。此外，官印中亦間有楷書入印之特例，以合同印最為典型，楷書筆畫清晰易辨，契合合同文書需雙方核驗的實用屬性。
私印領域在宋代迎來創新勃興。押字印（簡稱「花押」）始於北宋，以簡化筆畫簽押為特徵，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録》曾詳錄宋代十五朝帝王押字，其中宋徽宗獨特的「瘦金體押字」更為後世傳頌，常見於古書卷端。道號印的興起亦為宋代私印特色，明何震《續學古編》明確指出：「道號始唐人，以之作印始宋人。」歐陽修「六一居士」、蘇軾「東坡居士」、黃庭堅「山谷道人」等道號印，將文人精神與印章藝術深度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圖書」一詞在宋代已從圖書鑒藏專用印的含義，衍生為私印的通稱，後世沿襲此說，遂成慣例。雖宋代印璽在藝術表現上被認為遜於秦漢風韻，技法相對規範化而少創新，但作為唐宋印製轉型的關鍵環節，其制度文獻價值與文化傳承意義實為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