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工，作為中國古代印章製作的主要承擔者，雖多數名不見經傳，卻是篆刻藝術得以扎根、生長的最基礎土壤；他們以世代相傳的鑄鑿技藝，將權力的憑信與個人的印記，轉化為金石之上的永恆造型，為後世文人篆刻的興起奠定了堅實的技術根基。
據《太平御覽》卷六八三所引《相印書》載：「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將授法，以語許士宗……」這段珍貴記載，不僅揭示了古代曾有「相印」（鑑察印章吉凶）之術的流傳，更難得地記錄了一位有名有姓的印工——楊利。他與韋仲將（即三國時期著名書法家、製墨家韋誕）一同受學，此例表明，當時部分技藝精湛的印工，其社會接觸與知識傳承已超出純粹的體力勞作範疇，他們是實用印章製作的直接執行者，其手藝構成了早期印章藝術的技術基底。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印工群體主要服務於兩大體系：其一為官營作坊，為朝廷及各級官府鑄刻象徵權力與信用的官印，其製作須嚴格遵循「印制」，不容絲毫差錯；其二為民間匠鋪，為社會各階層製作姓名印、吉語印等私用印章。他們雖多數「物勒工名，不求傳世」，但其集體智慧與世代相承的技藝，沉澱為戰國古璽的奇崛靈動、秦漢印章的渾穆端莊，成就了中國印章史上第一座藝術高峰。
尤須指出的是，元代以前，印章的篆寫（設計）與鐫刻（製作）往往分離。文人、書法家負責篆稿，而將印稿轉化為金石形態的工藝過程，則完全依賴印工的巧手。因此，我們今天所見的秦漢經典，無一不是文人智慧與工匠技藝完美結合的產物。
直至元明之際，石材廣泛應用於治印，文人始能自篆自刻，篆刻藝術由此走向獨立與自覺，湧現出文彭、何震等文人篆刻家。此後，印工的主流身份逐漸從歷史前台隱退，但其精湛的鑄鑿工藝與對字法、線條的深刻理解，已透過無數傳世古印，為後世的「文人篆刻」樹立了永恆的典範。
可以說，印工是篆刻藝術長河的無名開鑿者。他們以樸素而堅實的勞動，將文字的信與美鐫刻於金石之上，為後世所有篆刻藝術的發展，鋪墊了最為堅實的技術與美學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