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作為中國古代帝王印璽之尊稱，其演變歷程深具政治意涵與文化底蘊，既反映了皇權的至高無上，亦見證了制度與忌諱交織的歷史軌跡。此一稱謂雖與「璽」並列為天子信物，然其確立過程實經歷了漫長的制度沿革與名實之辨。
據明代印學家甘暘《印章集說》所載：「秦始皇作傳國璽，故天子稱『璽』。漢、晋而下，自傳國璽外，各篆有『璽』，其文不一，制度各殊，一名曰『寶』。」由此可知，自秦制以「璽」為天子專稱後，歷代雖延續此制，然至遲在漢晋之際，帝王印信已漸有「寶」之別稱。此時「璽」「寶」雖可並指帝王之印，然「寶」之稱似更強調其作為鎮國重器、傳承之珍的非凡價值。
「寶」之稱謂得以正式確立為制度，關鍵轉折在唐代。武則天執政時期，因忌惡「璽」字音同「死」，遂下詔改「璽」為「寶」。《新唐書·車服志》明確記載了這一反覆過程：「至武后改諸『璽』皆為『寶』，中宗即位，復為『璽』。開元六年，復為『寶』。」此番改易並非簡單的文字遊戲，而是通過更換象徵權力頂端的符號名稱，以避不祥，重塑政治話語的嘗試，深刻體現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對語言靈力的信仰與名實相符的重視。
宋元以降，歷朝多沿襲唐制，「璽」「寶」並用成為常態。通常而言，「璽」多用指代表王朝正統、傳承有序的「傳國璽」，而「寶」則泛稱皇帝用於日常政務、詔誥文書的各種印信，其數量、形制、用途各有嚴格規定，共同構成了龐大而精密的帝國印信體系。例如清代乾隆時期欽定二十五寶，其質地、鈕式、尺寸皆有等差，並貯存於交泰殿，以應各種政務禮儀之需。
縱觀「寶」之源流，其從早期的別稱，到武周時期的制度性確立，再到後世的並行不悖，不僅展現了印章稱謂隨政治權力與文化心理而動的鮮明特徵，更使得這一字眼超越了單純的器物指稱，成為國之重器、權力合法性与王朝信用的集中體現。一方帝寶，既是發號施令的權柄，也是江山永固的寄託，於方寸之間，凝鑄了千年的統治智慧與歷史風雲。